经济增长更需要投入“精神资本”

地理        2019-10-06   来源:午夜焦点




按:本文发表于2001年第11期《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原标题是“论现代经济增长与‘精神资本’”,累计被引证的次数不少。新年伊始,中国经济依然困难重重,在这个时期,制度建设和精神激励是最重要的,特别地,制度建设也是需要精神来推动的,所以我们更需要高度重视“精神资本”的建设。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现代经济增长中精神因素的作用,首次提出“精神资本”范畴,用以解释经济增长中各种实体性生产要素或一般人力资本概念无法解释的现象。文章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考证了精神资本概念的渊源,对精神资本范畴所涵盖的各个具体方面作了分析。最后阐述了精神资本的形成途径。



引言    


经济增长是近代以来,我们这个地球一切重大变化的原因,因此,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理应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自哈罗德、多马以来,对经济增长的分析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到90年代为止的半个世纪里,在经济增长研究领域,形成了以下几个研究方向:

第一也最重要的是沿着哈罗德--多马开辟的道路发展起来的数理模式研究方向;先后出现了索罗--斯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卡尔多的新剑桥经济增长模型、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等重要的理论模型;

第二是从以经济史和经济增长模型相结合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过程的方向,以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为殇滥之作,先后有格申克隆等学者提出重要理论;

第三个方向是运用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这一方向的分析以丹尼森最为著名,其他如肯得理克、阿布拉莫维茨、乔根森等人也进行了有影响的研究;

第四个方面是对广义经济增长的历史作统计分析,以图找出主要趋势。库兹涅茨的研究堪称里程碑;

第五个方向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经济增长历史,在这方面,诺斯、麦克洛斯基、福格尔、戴维斯、托马斯等作出了杰出的研究。

这五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经济增长的现象进行了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分析,库兹涅茨、索罗、诺斯和福格尔也因各自的研究而荣获诺贝经济学奖。那么,这些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是否令人满意地解释了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以及所蕴含的客观规律呢?回答恐怕是令人失望的。

拿索罗模式和丹尼森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为例,虽然它们提示了现代经济增长有越来越多的部分不能由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增长来说明,但却不能从本质上阐明那些推动经济增长的非资本、非劳动因素究竟是什么,这此因素又是如何生成并通过何种机制来发挥作用的。经济学家比较倾向于用“广义技术进步”这一空盒子把这些“神秘”因素作为形式上的表征,以维护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科学”形象。这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如果不能把“广义技术进步”因素完整地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型,经济学家就不能说已解决经济增长问题。但是,正如萨缪尔逊断言的那样:“在这一发展过程的背后是什么?这对于经济学家们仍然是一个秘密.”[1]

罗默、卢卡斯、贝克尔等人力图把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这两大增长因素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型中,从而较之索洛模型更好地解释了现代经济增长,尽管这种努力所构建的理论模型未得到统计上的有力检验,但完全可以断言,他们的研究在揭示这一秘密的道路上前进了可观的一步。尽管如此,不能说已经把握经济增长的本质和长期的动态演变规律。至于经济增长为何在某一时点和某一地区启动、加速、衰退或停滞的问题,还难以给出圆满的解释。因此,增长经济学面临着某种困境。导致这种困境的原因之一就是忽视经济增长过程中精神因素的作用。

让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有两个搬运工人,只使用最原始的工具铁锹在装卸煤炭,又假定,这两个工人的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所使用工具的物理性能都相同;主要的激励手段也是按件计酬。那么,按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两名工人的生产函数必定相同。如果在现实中,这两者的业绩发生较大差异,则无法解释。而事实上,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个体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常态。这种差异或许可以部分地用“人力资本”存量多少来解释。但如果人力资本仅仅指某种知识和技能,也仍然解释不了这种差异。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应该从劳动者的精神状态去解释差异的根源。这一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至任何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人都深信不疑: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精神振奋、意志坚强、以苦为乐的那名工人肯定会有更好的业绩。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其生产函数的轨迹必然高于另一名精神状态不如他的工人。这显然并不是因为这名工人使用了更好的技术,而仅仅是因为他的信仰、世界观等支持的精神素质好于他人。因此,经济学忽视精神因素实在没有道理。对于现实的生产活动而言,劳动者以何种精神面貌在工作与劳动者以何种工具工作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因此,如果我们把劳动者使用的工具称之为“物质资本”,把劳动者的智能和体能称之为“人力资本”,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劳动者的心理和精神素质称这为“精神资本”呢?如果在生产函数及其由此改造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精神资本”这一变量,那么,经济增长的秘密在相当在程度上是可以得到说明的,并且这种说明并不违背经济学对科学形式的要求。


一、精神资本:内涵与种类


在学术史上,直接提出和使用“精神资本”概念的首先是历史学派创始人李斯特。他在《美国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第一次明确地使用了“精神资本”一词。他写道:“把一国生产力局限在其物质资本上,这一说法是不正确的。……生产力的更大的组成部分在于个人的智力和社会条件,对此我称其为精神资本(geistigkepital。”[2]1841年出版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他把“精神资本”定义为:“个人所固有的或个人从社会或政治环境中所汲取的精神力量和体力。”是“一国身心力量的总和”[3]

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

西尼尔在其最早发表于1826年的《政治经济学大纲》这一代表作中写道:“就我们现在的文化状态而言……我们智力和精神的资本,不但在重要意义上,甚至在生产力上,都已超过有形资本。”他在考察当时爱尔兰经济落后的原因时指出:“爱尔兰物质上的贫乏是由于它精神和智力上的贫乏,是由于它在精神和智力上没有能获得充分发展。”[4]

英国经济学家西尼尔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约翰.穆勒,虽然没有明确地使用“精神资本”这样的术语,但却十分强调劳动者的“士气”、“诚实的品行”、“合作精神”等因素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重要作用,他把“较大的劳动干劲”列为生产力较高的第二个原因,并认为“有规律和习惯性的”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是人类取得任何伟大进步的必要条件。”[5]

约翰.S穆勒

马克思也十分重视精神因素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他指出:(劳动)“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机器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就越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6]

卡尔.马克思

在我们以上列举的著名经济学家中,李斯特和西尼尔明确地使用了“精神资本”概念,但在他们那里,这种“精神资本”还包括了劳动力的智力水平和工作技能甚至体能。因此更像是在论述今天我们所使用的“人力资本”概念。而在穆勒那里,虽然没有明确使用和定义“精神资本”的概念,但却把“较大的劳动干劲”与“较高的技能与知识”分别作为决定生产力水平的第二和第三个因素列出,因而初步对两者作了区分。尽管在“较高的技能与知识”的因素里,他又把一些本质上属于道德伦理素质而非工作技能的内容混了进去,但这种初步区别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如果把他们的观点加以综合,那么,我们就可以从一般的人力资本的概念中把“精神资本”作为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资本独立出来加以分析研究。[7]  

本文试图在正规经济学理论的框架内考察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精神因素,我把后文中将要具体展开分析的精神因素通称为“精神资本”。理由很简单,这些因素都具有和物质资本类似的经济功能。而且,物质资本只有与这类“精神资本”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如果说人力资本是人的体能、智能和技能的总和,则“精神资本”是人的精神气质、心理素质、工作与生活的道德品行、对他人和环境进行判断的价值观的综合体。如果说物质资本的运用离不开人力资本,那么人力资本的运用则不能离开精神资本。正如我们无法脱离人力资本来分析生产过程,也不能脱离精神资本的作用来谈资源配置活动。经济增长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精神资本三者相互结合而发生的。在这其中,精神资本也许是经济增长最不可或缺的因素。但由于其作用的隐蔽性以至于人们反而往往忽视了它的功能。

那么,构成精神资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从经济增长的逻辑和历史过程来分析,它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特定的经济观念

 经济观念或称之为经济理念的东西是一种赋予某种类型的经济活动以“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桑巴特称其为“经济精神”。并认为它是现实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理性”选择行为的主宰。在(资本主义)现代经济增长开始之前,人们用以判断和选择经济行为的观念基本上有两个,一是经营目标决定上的满足基本需要原则,二是在生产方式选择上的世袭(传统)主义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盈利是不可能得到社会普遍经济观念认可和支持的。生产方式上超出常规的“创新”活动也必然遭到传统观念的有力“封杀”。但是,以盈利原则取代需要满足原则,以理性主义取代传统主义,这在经济活动的目的和手段方面发生的观念革命便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没有这种社会经济观念的历史性转变和新观念的不断巩固,现代经济增长或者不可能发生,或者即使发生也难以持续。因为,如果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观念是反盈利的,那么商人就无立锥之地,自然也不能从商人中成长出作为现代经济增长之先锋队的企业家;如果,人们顽固地因循守旧、反对革新,就不可能产生以复式会计为代表的理性的经济核算体系。[8]

桑巴特

韦伯认为[9],在中国,缺乏基督教新教那样的宗教文化,人民没有“终极关怀”,不在意来世的幸福,不惧怕末日审判。总之,中国文化中缺乏西方那样的源自基督教的理性和科学的精神。这导致了两重后果,一是劳动者没有“天职”观念,缺乏真正的视工作为自我拯救之唯一途径的敬业精神,这势必导致组织集体劳动的困难。工厂制度因此而难以发达;其二是社会中企业家精神难以振兴。据韦伯考证,企业家精神的勃兴与新教伦理的传布有着极其密切的内在联系。其三,企业制度不能产生,因为企业作为一个经营整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核算制度,同时也是企业内部各种要素相互联接的主要纽带--复式会计制度不能从内部生成。关于这一点,韦伯虽然不同意桑巴特对复式会计的过高评价,但同样认为这种会计制度的发明和推行是近代企业制度兴盛的基本条件。韦伯同时也认为,复式会计制度产生于中世纪后期的意大利决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存在着宗教理性的基础,但在东方不存在相应的宗教文化。因此,可以说利润或货币利益的最大化与理性主义是两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性经济增长的观念基础,没有这两个观念的发育,经济增长便不可设想。

马克斯.韦伯


深受制度学派经济思想熏陶的西蒙.库兹涅茨一生致力于世界经济增长的统计分析,但他仍在《现代经济增长》一书中提醒人们不要忽视经济增长的“观念基础”[10]。他把这种影响一个经济时代的经济观念称之为“时代精神”,并认为它与代表时代特征的技术和创新一样意义重大。他用三个术语来表述现代经济增长赖以生成的时代精神:世俗主义、平等主义和民族主义。世俗主义是指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现实生活和今世的幸福上,而不是关心死后的状况。平等主义则是指否定人类的天赋差别对其后天社会地位的决定影响,即主张“人生而平等”。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则是指一种以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为基础的情感共有的群体意识,这三大主义本身并非纯粹的经济观念,但都客观上发挥着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强大经济功能。例如其中的平等主义和世俗主义,它们导致社会威望和政治权力的转移,使人们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经济活动而非宗教、政治或艺术的活动。这是使劳动力、资本和其他经济增长的资源向经济领域聚集的精神前提。劳动力中的经济活动人口比率和储蓄的提高有赖于这种精神观念的支持,那些信奉出世苦行禁欲之宗教的国家或民族,迟迟难以走上经济增长的轨道也因为缺少上述的时代精神。[11]

西蒙.库兹涅茨

总之,现代经济增长必须依赖某种特定经济观念的普遍化和稳定化方能发生和持续,没有经济观念的准备和“时代精神”的培育,现代经济增长便不可能。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特定的支持和支配经济活动的普遍观念看作是“一般社会精神资本”,其作用与构成经济活动基础设施的“一般社会物质资本”相类似。所不同的是,“一般社会物质资本”必须硬化为某种物质形态,而“一般社会精神资本”则只有很小一部分硬化为正规制度安排,大部分仍作为无形的力量起作用。

2、企业家“创新”精神

对于现代经济增长而言,没有任何一种人像“企业家”那样具有如此重要的功能。因此,理解现代经济增长奥秘的关键在于说明企业家形成的条件及企业家精神。正因为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或卡森所说的从事“判断性决策”,他便不仅要有特殊的智能,而且要求有特殊的精神气质或心理素质。同时具有这种智能和精神的人必定只是社会的极少数。熊彼特说:“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的行为是一个特殊的问题。”[12]

熊彼特

从智能方面来看,企业家必须具有在决策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及时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但是,较之这些才智方面的因素,精神素质对于企业家而言是更为本质性的。也就是说,企业家创新活动对于其才智的要求不如对其精神或心理素质析要求来得高。熊彼特曾对企业家精神作过具体的描述,他认为以下三点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是必要的:(1)打破习惯、常规和惰性的束缚,实现未来蓝图的意志和决心;(2)超越和克服各种社会压力、阻力的勇气与百折不挠的毅力;他必须要有足够的自信和意志去克服来自社会的各种压力、阻碍和干扰,排除各种对立面,争取各种支持力量;(2)善于把握机会、及时进行利害权衡的精明气质。关于企业家精神,桑巴特曾毫不掩饰地写下了他的赞美词,他把这种精神定义为一种丰富的“生活力”、“生命力”、“行动的力量”。对于那些能成为企业家的人而言,“在本质上必有一点要求,必有一点东西使人们离开火炉边坐席上的舒适安逸去遭遇磨难,必要强健的筋骨,强健的脑筋。”在桑巴特看来,企业家的特征就是“决断、有恒心、忍耐、孜孜不息、贯彻目的,不屈不挠、冒险精神和勇敢气概。”[13]。因此,企业家精神实质乃是一种经济领袖的精神,作为企业家,其才智或许并不突出,而其精神则非常人可比。

是否具备企业家精神,这并非一个靠旁观者的直觉判断可以得出的,随着心理学的日益发达,特别是动机理论的不断发展,心理学已能初步建立一套验测系统,通过这一系统,研究者得以大体把握具有企业家精神气质的人的心理特征。

哈佛大学的麦克莱南教授的研究[14]表明,能够成为企业家的人其心理性动机主要表现为成就动机和权力动机。因此通过测试受试者的成就动机和权力动机的强弱,即可基本判定其成为企业家或其他类型领袖人物的可能性大小。麦克莱南认为,一个社会、民族或国家在经济上的衰落,与具有强烈成就动机的人在人口中所占比重的下降有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他作了一个统计分析,英国在1925年的国民经济业绩很好,主要是当时英国拥有大量的高度成就动机的人,在25个国家的调查材料中,这种人的比重名列第5位,但1952年调查表明,这一名次在29个被调查国家中降至27位,这种变动很能说明英国经济从本世纪20年代的颠峰状态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衰退转变的原因。[15]这一事例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企业家的精神资本是否丰裕乃是一国经济增长是否成功的先决条件。完全可以说,企业家精神资本的积累和运用乃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3、劳动态度

如果说企业家是创新的发动者和组织者,那么,这种创新计划之现实化为生产力则不能离开普通劳动者的作用。因而,劳动者的素质便是各种生产要素中最具有关键性的一点。劳动者的素质从其形态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以体魄健康与否、肌肉力量大小、工作寿命长短等形式表现出来的体能素质;二是以文化水平、劳动技能、专业知识素养等为内容的智能素质;三是以劳动者的精神状态、品德修养、意志力和心理能量等为内容的精神素质。严格地说,劳动力素质是体能、智能、精神这三种素质的统一体。劳动力体能和智能的运用无时不受特定精神因素即劳动态度的支配。狭义的人力资本必须与精神力量相配合才能实现劳动力的生产功能。以产业工人为例,构成精神资本的劳动态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1)敬业精神

这是一种对本职工作高度认同和负责的心理状态,表现为工人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对待工作要求的精神气质。大工业条件下,处于高度分工链条某一特定环节的工作大多是属于简单的机械重复,是极其枯燥的。如果没有相应的责任心和毅力,难以长期坚持这类工作,更谈不上干好这类工作。因此要求确立一定的对待工作的信仰。这种信仰具有某种帮助产业工人从简单操作中发现人生价值的功能,在工作与人的生存意义之间建立起联系。资本主义初始阶段,视工作为“天职”的新教伦理造就了大批合格的兢兢业业的产业工人,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取得经济成功的重要保证。敬业精神所包含的恒心、责任心、忍受力和自律会极大地改善劳动投入的质量,并从高品质的产品和劳务中得到额外收益;它可以有效地减少生产活动中不必要的消耗和浪费;并且还给消费者带去利益。凡此种种都是有益现代工业成长的。

(2)合作精神

在细密分工的现代工厂中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相互联结的两道工序之间的协调自不待言;劳动者更大范围内的向心力、向组织的凝聚力、团队精神都有效地提高工作的效率及劳动者的工作质量;此外,劳动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合作从而减少劳资冲突造成的损失,已日益成为企业、产业顺利发展的必要前提。战后经济增长业绩最好的德、日等国,企业内劳动者之间、劳资之间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官民之间的合作是其经济运行的重要特征,这有力地证明合作精神的重要经济价值。

(3)诚信精神

诚实和信用是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更是从事经济活动的劳动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精神素质。所谓诚实指在处理与他人关系中不歪曲或隐瞒重要信息,普遍诚实的品质可以大大提高个人决策和团体决策的合理化水平,并大大减少用于监督核查劳动力所必须花费的开支。信用是指恪守承诺,不随意推翻合约。如果信用是普遍存在和牢固的,各种围绕经济活动而展开的交换关系的缔结和维持就不需要或少花成本。市场交易关系便可以得到有效扩张。相反,欺诈和失信会大大提高经济活动的风险和用于防范或化解这种风险的费用。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关于这一点约翰.穆勒早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就有精辟的论述。他说:“如果劳动者诚实地完成他们所从事的工作,雇主精神振作,感到心里有底,信心十足地安排各项工作,确信工人会很好地干活,那就会大幅度提高产量,节省大量时间和开支,由此而带来的利益不知要比单纯的节省大多少倍。”[16]。从社会范围来看,人们越是在经济活动中诚实守信,就越有可能节省司法方面的开支,并能把这种节省开支而剩余的财富投入扩大再生产,造成双重有利的效果。

(4)奉献精神

经济增长不需要那种全然否定个人合理欲求的奉献精神或利他主义。但是绝对的利已主义,不折不扣的精明和斤斤计较则不见得有利于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所体现的生产活动从本质上看上建立在合作劳动的基础之上的,在现实中要做到完全公平地根据劳动支出分配报酬是很困难的。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计划机制都难以做到公平分配,这是因为人类难以准确地度量劳动投入的实际水平。在一定的报酬水平下,个人如果不知道他人的劳动投入量,就无法判定自己的劳动投入是否值得。而关于他人投入劳动的信息又是极不完全的,缺乏准确显示这种信息的机制。因此,劳动者在从事具体劳动的过程中就需要有最低必需的奉献意识。不是严格地根据收入水平决定劳动投入量,而是在一个一般工资水平上,劳动力对于收入的微小变动不作过于灵敏的反应。否则没有一个劳动者会始终认同于分配给他的工作。另一方面,过于精明计较报酬的劳动者在与雇佣者订立合约时反而会损失很多,这类人在他人的劳动投入与报酬关系的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倾向于节俭使用劳动,而这种行为又容易使雇佣方误解为偷懒与精明,在新一轮合约签订时会坚持其不利于该劳动者的报酬标准,如此循环,合约关系便难以持续。总之,劳动力具有最低必需的奉献精神是稳定生产过程的重要条件。在劳动“无限供给”的二元结构中,情况更是如此。这种奉献精神,部分来自于市场竞争的压力,但更多的来自于劳动者的修养和关于劳动的价值观的支持。[17]

劳动态度是由某种国民性决定的。因此,决定这种劳动力精神素质的国民性便构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资本,我们把这种资本称之为“国民精神资本”。它是实现现代化的最为重要的基础条件。

4、组织的精神资本: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可定义为:在企业中通行的统一的价值体系。它旨在解决作为一个赢利组织,企业应该作什么,应该如何做的问题。它要合理地定位企业与社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确立企业的整体形象和各个职员的行为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企业文化也就是企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或曰微观意识形态。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企业文化就是一种综合形态的精神资本,是组织的精神资本。企业文化事实上发挥着资本的功能。由美国著名的管理学专家约翰.科特[18]主持的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表明在企业文化与企业的经营业绩(利润率等)之间有着如下几方面的重要关系:

1)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有着重大的作用。调查显示,具有重视所有关键管理要素,重视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艺术的公司,其经营业绩远远胜于那些没有这些企业文化特征的公司。在11年的考察期中,前者总收入平均增长率为682%,后者仅为166%;企业员工增长前者为282%,后者为36%;公司股票价格增长,前者为901%,后者只有74%;公司净收入增长,前者为756%,后者仅为1%。由此可见,企业文化本身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的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

2)企业文化在下一个十年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过时的、僵化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战略的调整和转型会产生严重阻碍作用;

3)不良的企业文化往往日益蘖生和蔓延,一旦稳定化将极难改变。

4)改革企业文化的任务错综复杂,既需要时间,也需要特别的领导才能。

科特主持的关于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相互关系的研究涉及到的企业文化主要是企业内部的精神文化,虽然其中也涉及到物质文化的内容,但后者仅仅是精神文化的载体。这项研究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在西方管理学界,虽然行为科学早就开始强调精神因素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作用,但直到80年代初才开始对企业文化进行研究。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经济理念、企业家精神、劳动者精神三者组成的整体,但却不是这三者的简单加总。而是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因此它的作用也决不是单项的精神资本所能比拟的。

约翰.科特

 三、精神资本的形成机制

精神资本的形成与物质资本形成的机制是截然不同的。

精神资本的投资就其出发点而言是非功利的,因而也是不以通常的经济核算方法确定投资的回报率的,虽然精神资本的形成必须耗费各种具有经济价值的资源。从性质上看,精神资本乃是一种心理能量,它通过特定的价值观、道德品行、意志力和激情等精神状态表现出来。作为一种主观的心理的东西,精神资本既有受物质条件决定的一方面,又有相对独立和反作用于物质条件的一方面。

精神资本的形成渠道主要有以下几种:

1、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是一国精神资本形成的主要渠道和途径。德育旨在形成受教育者的系统、健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由于劳动者的精神素质是一种资本,社会对德育的投资就不仅有社会效益,而且有着经济效益,后者往往被政府和家庭所忽视。德育的经济和社会收益较之一般的人力资本要更加显著和持久。从成本方面看,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继续教育成为必然的要求,知识教育的总成本也随之不断上升,但是德育的内容则是十分稳定的,几乎不存在教育内容不断更新所产生的追加投资。更为重要的是,德育表现出显著的规模收益,德育的基本内容不会因为教育对象的不同而必须改变。从收益方面看,德育影响的是一个人终生的事业、生活和报酬。

2、精神激励

精神资本的形成是根据人的动机所停留的不同层面而要求有不同的机制的。现代行为科学的激励理论从实验的角度对此展开了探索。马斯洛提出的需要等级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论”,麦克莱南的“激励需求理论”便是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基于社会心理实验的科学探索的成果。他们所要揭示的问题实质上是如何才能有效地调动劳动积极性,有效地创造和巩固某种与现代产业的运行相适应的劳动者的精神状态;也就是从一个特定的方面研究了精神资本的形成条件。这些研究最重要的启示就是揭示了一个共同的规律:激励供给必须与激励需求在性质和量上协调才能达到调动积极性的目的。具体而言,当人们的需求内容停留在较低层面时,激励的内容也必须满足该层面需求的特殊规定;随着需求层次的上升,激励手段也就随时作相应调整。激励与需求的错位不仅会使激励的目的落空,甚至会损害到激励者(个人、组织或体制)的权威与“合法性”。联系到精神资本这个问题上来看,激励不仅是使精神资本发挥作用的必要中介;也是形成精神资本存量的重要渠道或途径。它在精神资本的形成和作用的全过程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竞争

竞争是一切进步的源泉,它也是造就精神资本的大熔炉。价值规律不仅教会人们经济核算,它还按照自己的铁一般的逻辑有力地改造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公平的竞争塑造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人格,锻炼知难而上、百折不挠的毅力,激发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的动力,升华企业家的创新动机。是形成一个人的精神资本的重要途径。

 

本文所要说明的核心问题是,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而言,精神资本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推进经济增长,不仅仅要进行物质资本的积累,也不仅仅要鼓励一般意义上的人力资本的积累,还应当高度重视精神资本投资,营造长期经济增长的精神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精神资本投资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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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2.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赵荣潜等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3.马歇尔:《经济学原理》,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4.库茨涅兹:《现代经济增长》,戴睿等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5.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百熙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6.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蔡受百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7.梅奥:《工业文明中人的问题》,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8.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

9.桑巴特:《现代资本主